“至少，对著作权人，读者在网上看了书，或者要下载书，应该付给人家报酬，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作品能够入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才能有更大的作用呀。”史超是爱书人，对写书人和出书人充满了敬意。为了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他绞尽脑汁，提出了自己的“超星模式”：首先，日常性地发表公告，对于那些不愿意超星数字图书馆使用其作品的要求，超星会在24小时内把作品撤下来；同时发行超星读书卡，作为读者下载或者浏览会员图书馆的缴费方式，从读书卡收益中核定15％作为作者的版税或者出版社的收益。
如今，这个模式已经开始为大量的著作权人所接受。
按照这个模式，超星数字图书馆开始建设一系列特色馆。如最近开始建设的中国资深院士个人书库。这个项目获得了院士们一致的支持，尽管它的操作者不是什么高级别的单位，而只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贝时璋院士是细胞学方面的泰斗，耳朵已经失聪的老人家得知自己的毕生心血的著作能够在超星数字图书馆里被全世界看到，非常地高兴；曾经跟随李四光先生40多年的地质学家孙殿卿院士连声说，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著作，这几十年的工作会有更大的价值了；80高龄的薛社普院士为了把散见于其它合集中的论文放到超星数字图书馆，亲自到楼下的复印部自己花钱印。他们根本不去计较超星的模式中自己的收益15％高了还是低了。负责院士书库建设的可静女士一想起这些情景就感动不已：这些老先生，清苦了一辈子，醉心于自己的科学研究。著作可以说是他们一生的心血结晶。他们交给我的不仅仅是几本书，而是一份信任、关怀和支持呀！
有了来自作者方面的支持，超星图书馆的未来显得明朗多了。
读者的反应同样出乎史超的预料。自今年10月1日开始发行超星读书卡以来短短一个月，读书卡发行总额将近万元，也就是每天为著作权人创造1000元的收益。这个数字在被免费加赠送宠坏了网民的互联网背景之下显得意味深长。
接下来，史超要向著作权人分配版税。“不管钱多钱少，我们都要规范地去做，不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史超说，超星不采用一次性买断作品的方式，因为这样对作者不一定有利。超星按读者点击阅读的次数来付费，这比较符合牌理。
“我们还要向全国范围内征集印数小、现在不大可能重印，但又具有价值的作品入馆，让知识得到传播，让文化得到流动，让过了销售期的图书资源在网上获得二次开发。”史超说这话的时候，超星数字图书馆浏览人数每天达到了40万，每天有10000册书被阅读———这也许是最繁忙的数字图书馆了吧。如果能够成功地把他们转化为读书卡注册用户，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读书人群，一个巨大的图书消费市场。到那时，超星数字图书馆就会为著作权人创造出更多的收益，而读者也可以在超星图书馆里读到更多的图书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良性循环，但它将创造的会是我们都无法想象的奇迹。
史超说，超星的目标是成为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馆。
未来什么样？史超的判断是：一是完全的数字化资源，而不是纸本书的销售；二是收费的服务，资源使用是有限度的。如果我是一个完整的中文图书馆，我的读书卡用户第一年可以达到10万，在2、3年内会达到100万”。
史超并非在痴人说梦。最近，超星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发成功了图像全文检索技术，过不了多久，读者就可以在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图书海洋中进行精确到字词的全文检索，实现大海捞针的梦想。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
新中国惟一没有中断过出版的《人民画报》也运用超星的技术进行了数字化，很快将进入超星数字图书馆，《人民画报》50年的40万张图书能够记录多少历史？超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使历史遗产被每一个人都触摸到；
接下来的动作还很多，像国家专利局的70件专利申请档案，将使用超星技术数字化，并使用超星阅览器和读书卡技术进行收费查询下载；
而超星图书阅览器经过几十次版本更新，现已发展到3．5版本，嵌入了多线程快速下载、汉字识别（OCR）、数字底纹版权保护和下载计费等功能，与联想、实达等电脑进行捆绑，目前发行量已突破150万套，是国内外用户数量最多的专用图书阅览器。
在数字图书馆方面，超星拥有着包括数字化压缩核心技术、超星浏览器、10万册数字化图书在内的梦幻组合，这是奠定数字图书馆和网络出版商业化运作的技术基础。而最关键的是，史超和超星公司决心为网络时代做一点文化建设，如果真的有一天超星实现了自己的设想，成功了，这对于读书人来说绝对是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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